內迴圈相對於外迴圈，雙迴圈相對于單迴圈，它們都是表明經濟運行狀態和經濟發展動能的基本概念。
今年兩會首次正式對外提出了“雙迴圈”的概念，並不是我國自身條件和能力發生了變化，而是國際經濟和戰略環境發生了變化。中美貿易戰以來，特別是今年疫情全球大流行以來，中美關係嚴重惡化。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打壓愈演愈烈，歐洲、日本、澳大利亞這些發達國家也追隨美國共同遏制中國發展，造成中國國內環境日益緊張逼仄。
在推進新的發展格局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全球經濟以前是怎樣迴圈的，中國在這個迴圈中居於怎樣的地位，以及這個地位是如何發展和演變的。
整個現代世界的體系，包括政治上的雅爾達體系，經濟上的佈雷頓森林體系，或者世界經濟的所謂“中心-週邊”結構，都是二戰後以美國為主導建立的。所以，二戰後逐漸形成的“中心-週邊”結構，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結構，也是當代世界經濟迴圈的基本格局。
在“中心-週邊”結構下，共發生了五次國際產業大轉移。全球經濟的基本格局和中國在全球的製造業中心地位，就是在國際產業大轉移當中逐漸形成的。
“中心-週邊”結構下世界經濟迴圈增長的機制，中心國家的對外投資，國際產業的轉移和技術擴散，促進了週邊國家的工業化和製造業的發展。這些國家工業化提升、製造業發展以後，再把產品返銷給美國，這樣便帶來了全球貿易和投資的大發展，全球貿易基本上是以這樣的模式在運行。
改革開放以後，中國開始加入世界經濟體系，引進外資，加工出口，這大大改善了中國當時外匯短缺的國際收支狀況。此外，90年代以後的第五次產業轉移加速了中國工業化進程。
中國加入WTO以後全面融入世界經濟迴圈，成為了世界工廠。隨著經濟和產業不斷進步，中國的全球分工和產業鏈地位也不斷上升。因此總體來講，中國是“中心-週邊”結構和國際產業轉移的受益者。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給全球結構帶來很大破壞，以這場危機為分水嶺，全球經濟進入下行週期。雖然中國在之後推出了所謂的四萬億計畫，但這種人為刺激的促使的回升不僅無法持久，還帶來了很多後遺症。
世界經濟的“中心-週邊”結構真正有效的執行時間就是50、60年代和70年代的上期，70年代中期之後問題就開始不斷顯現。90年代末時，世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不斷爆發金融危機，實際上就表明這個結構已經開始出現問題。
2008年以前，經濟危機主要出在週邊國家，中心國家還好。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直接爆發在世界經濟的最中心——美國。美國的次貸危機，以及之後的歐債危機都表明“中心-週邊”結構確實存在著無法敷衍、不可克服的矛盾。這個矛盾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中心國家的矛盾，二是週邊國家的矛盾。
如果要維持既有迴圈，中心國家必須不斷創新，發展新興產業。在美國，鐵銹地帶州就是傳統製造業的中心，產業轉移以後這些州的經濟變得一塌糊塗，工人失業率一路攀升，這就是產業轉移的後果。
中美貿易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以及國際經濟環境惡化，使得中國處在改革開放以來前所未有的經濟形勢困難複雜時期。雖然疫情之下全球經濟都受到很大衝擊，但由於中國疫情控制比較好，所以經濟恢復得也比較好。總體呈現出生產好於需求，內需好於外需，二產好於三產，大企業好於中小企業的基本格局。
金融危機以後，由於發達國家經濟困難使得對外投資和產業轉移開始大幅度萎縮，產業轉移趨於減少甚至停滯。在此背景下，美國發動中美貿易戰既有改善中美貿易失衡的目的，也有逼迫產業回流美國的目的。
今年兩會報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迴圈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雙迴圈”到底有著怎樣的意涵呢？
我國的短板是自主研發和創新，在“雙迴圈”的格局下，我國自主創新一定會有迅速的發展，因為巨大的競爭壓力會逼迫內部自主創新能力的提升。自主研發和自主產業鏈的完善與提升為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奠定堅實基礎，而中國經濟的持續發展，又會成為世界經濟發展和穩定的動力與基石。
人類已經進入了全球化時代，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城邦時代。在我看來，當代世界經濟的理想狀態還是“全球大循環”，人為撕裂不是一個明智的選擇，現在無法形成“全球大循環”不是因為經濟的問題，而是政治的原因。但我相信全球化還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大趨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