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們正身處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之中。當中美之間距離越來越近，中美之間的博弈也愈演愈烈，不斷升級。目前中國外部環境的變化，可以從經濟維度和政治維度兩個層面來看。

“經濟失衡”簡而言之就是，在過去的40年特别是過去20年中，整個世界經濟體系可以總結爲“一個地球三個世界”這樣一種特點。
第一世界以美國爲代表，從全球大量的進口，是個消費市場。第二世界是以中東産油國、澳大利亞等爲代表的這些國家，出口能源、礦産、糧食。第三世界以中國和越南爲代表，是所謂的“世界工廠”，加工制造業非常發達。尤其以中國爲代表，通過貿易順差賺來的錢又到美國的金融市場投資。
長期的全球經濟失衡帶來了中美兩國内部的變化，這種變化日積月累就會在某一個時點出現爆發，2016年特朗普當選總統算是失衡狀态的一次總爆發。
未來十年，大國間的博弈會比較劇烈，因爲曆史發展正好處在這樣一個當口，從政治上來看，大國關系的之間的沖突與修複在未來會是一個常态。我個人認爲未來十年對中國而言非常關鍵，中國面臨着驚險的一躍，是個較大的挑戰，但是我們的基本盤還是比較紮實的。
對于普通人而言，未來考慮家庭财務安排、個人投資，包括對國内經濟狀況的思考，都要充分的考慮外部環境。無論關注的是科技投資還是整個股權投資，如果不考慮國際關系問題，不考慮外部環境的變化，就無法做出比較長遠的投資安排。
中美關系的後續發展與走向衆說紛纭。我認爲會産生兩個結果。
第一，美國遏制中國科技發展的企圖得逞，終止了中國的技術高端化路線。
第二，極大地推動中國國産替代化的路徑。
我過去的從業經曆表明，如果美國繼續秉承技術脫鈎的路線，很有可能會發生第二種情況。
這次新冠疫情暴發以後，中美之間幾乎是沒有合作的，但這種全球範圍的危機是需要大國之間聯手合作的。2008年金融危機時，中美攜手實現了比較好的合作。
而這次疫情，美國卻對中國領導人發出的倡議置若罔聞，這體現出美國領導力的退化，美國沒有承擔起該有的領導力，沒有聯合世界的主要經濟體提供全球公共産品。
爲了恢複美國的全球領導力，拜登應該會重新加入之前特朗普退出的一些國際協定，如巴黎協定等。而應對氣候變化問題的合作，可能會成爲中美新一輪合作的突破口，在反壟斷等方面，中美也可以進行合作。
總體而言，無論是對中國的政府層面還是企業層面，可能拜登的可預見性更強，打法更确定。

科技突圍真的是我們當前面臨的緊要的問題。因爲科技領域太廣泛，在此我主要聚焦“新基建”這一當下科技領域的熱點。新基建，或者數字基礎設施，從投資市場這個角度講，我們認爲它是一輪看得見摸得到的新機遇。當前我國正大力推進的新基建，有點類似于美國90年初的國家信息基礎設施工程，對于我們而言意味着基礎設施的升維。
新基建基本包括七大領域：5G、人工智能、大數據、工業互聯網、充電樁、特高壓以及城際高鐵和軌道高鐵，這七大領域中每一個部分涉及到的産業都非常的龐雜。
科技革命、工業革命的發展，以及一個國家和一個産業的進步，都有賴于基礎理論的提高。從牛頓力學到量子論，基礎理論的進步對于科學技術的進步有着非常關鍵的作用。從蒸汽機革命到電氣化，再到信息時代，人們的生産與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從供給端來看，科技創新确實爲消費升級提供了動能。我大概劃分了一下，科技對于消費會從以下兩個方面促進。
第一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或提高性價比，會大幅度降低成本，從而刺激消費需求。比如2020年是典型的“汽車大年”，性價比比較好的日本車系銷量都比較好。
第二是創造新的需求。比如微信這些發展的如火如荼的應用軟件也在遇到新的挑戰，他們也正在不斷疊代自己的技術服務形式用以創造新的需求。

無論是科技還是其它領域的核心資産，都強調價值性、稀缺性、安全性以及流動性這四大特點。這些資産形式可能是不動産，可能是消費類裏的股票，也可能是頭部的科技公司。
從科技産業賽道上來講，價值性即成長性好，有市場空間；稀缺性即存在技術壁壘，有門檻；安全性要求科技含量高，有立足之本；科創闆則爲流動性提供了有效補充。
科技賽道既涵蓋了新經濟、物聯網、5G、人工智能等方面，也涉及到企業服務業務，商業航天、通用航空等領域，因此在進行投資時，那些重視研發投入、科技含量高的公司更值得投資。
我們正在逐漸步入注冊制時代。
完全意義上的注冊制首先是監審分離的，交易所真正和證監會脫鈎。其次是交易層面上的改革，恢複“T+0”，取消漲跌停。再有，需要形成一個對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和投行的篩選懲罰機制。
今年的股票市場呈現出兩個特點，一是極化效應越來越明顯，二是估值推升。在我看來，至少從現在到今年年底，我們正好處在一個估值推升到業績拉動的轉換期，龍頭股票的溢價确實越來越明顯。
在投資市場上，各有各的套路，隻有适合自己的，沒有标準答案。希望在當下的重要機遇期中，大家可以認清形勢，鑽研通透，盡可能地規避風險，把握好轉型升級期帶來的新一輪投資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