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跃生(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
内循环相对于外循环,双循环相对于单循环,它们都是表明经济运行状态和经济发展动能的基本概念。
今年两会首次正式对外提出了“双循环”的概念,并不是我国自身条件和能力发生了变化,而是国际经济和战略环境发生了变化。中美贸易战以来,特别是今年疫情全球大流行以来,中美关系严重恶化。美国对中国经济的打压愈演愈烈,欧洲、日本、澳大利亚这些发达国家也追随美国共同遏制中国发展,造成中国国内环境日益紧张逼仄。
在推进新的发展格局之前,我们首先要弄清全球经济以前是怎样循环的,中国在这个循环中居于怎样的地位,以及这个地位是如何发展和演变的。
整个现代世界的体系,包括政治上的雅尔塔体系,经济上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或者世界经济的所谓“中心-外围”结构,都是二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建立的。所以,二战后逐渐形成的“中心-外围”结构,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结构,也是当代世界经济循环的基本格局。
在“中心-外围”结构下,共发生了五次国际产业大转移。全球经济的基本格局和中国在全球的制造业中心地位,就是在国际产业大转移当中逐渐形成的。
“中心-外围”结构下世界经济循环增长的机制,中心国家的对外投资,国际产业的转移和技术扩散,促进了外围国家的工业化和制造业的发展。这些国家工业化提升、制造业发展以后,再把产品返销给美国,这样便带来了全球贸易和投资的大发展,全球贸易基本上是以这样的模式在运行。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开始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引进外资,加工出口,这大大改善了中国当时外汇短缺的国际收支状况。此外,90年代以后的第五次产业转移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
中国加入WTO以后全面融入世界经济循环,成为了世界工厂。随着经济和产业不断进步,中国的全球分工和产业链地位也不断上升。因此总体来讲,中国是“中心-外围”结构和国际产业转移的受益者。
然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给全球结构带来很大破坏,以这场危机为分水岭,全球经济进入下行周期。虽然中国在之后推出了所谓的四万亿计划,但这种人为刺激的促使的回升不仅无法持久,还带来了很多后遗症。
世界经济的“中心-外围”结构真正有效的运行时间就是50、60年代和70年代的上期,70年代中期之后问题就开始不断显现。90年代末时,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不断爆发金融危机,实际上就表明这个结构已经开始出现问题。
2008年以前,经济危机主要出在外围国家,中心国家还好。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直接爆发在世界经济的最中心——美国。美国的次贷危机,以及之后的欧债危机都表明“中心-外围”结构确实存在着无法敷衍、不可克服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中心国家的矛盾,二是外围国家的矛盾。
如果要维持既有循环,中心国家必须不断创新,发展新兴产业。在美国,铁锈地带州就是传统制造业的中心,产业转移以后这些州的经济变得一塌糊涂,工人失业率一路攀升,这就是产业转移的后果。
中美贸易战、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以及国际经济环境恶化,使得中国处在改革开放以来前所未有的经济形势困难复杂时期。虽然疫情之下全球经济都受到很大冲击,但由于中国疫情控制比较好,所以经济恢复得也比较好。总体呈现出生产好于需求,内需好于外需,二产好于三产,大企业好于中小企业的基本格局。
金融危机以后,由于发达国家经济困难使得对外投资和产业转移开始大幅度萎缩,产业转移趋于减少甚至停滞。在此背景下,美国发动中美贸易战既有改善中美贸易失衡的目的,也有逼迫产业回流美国的目的。
今年两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双循环”到底有着怎样的意涵呢?
我国的短板是自主研发和创新,在“双循环”的格局下,我国自主创新一定会有迅速的发展,因为巨大的竞争压力会逼迫内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自主研发和自主产业链的完善与提升为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而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又会成为世界经济发展和稳定的动力与基石。
人类已经进入了全球化时代,就不可能再退回到城邦时代。在我看来,当代世界经济的理想状态还是“全球大循环”,人为撕裂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现在无法形成“全球大循环”不是因为经济的问题,而是政治的原因。但我相信全球化还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