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象之争”持续经年，蓦然在制造领域呈现炽热之势。“中国制造”开始感知“印度制造”的持续压力。
一时间，印度市场躁动不已，“Made in India”的耀眼光环，似与中国制造业的困境与压力形成鲜明对比。在这种背景下，以下问题变得十分重要：制造业为何在印度崛起？印度制造能否对中国构成直接威胁？中国制造业该如何应对？
印度具有与中国全然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这种差别与印度领导者的治国思路休戚相关：20世纪90年代，印度提出将IT产业和生物科技作为国家项目；21世纪初，印度总理瓦杰帕伊提出“知识大国”主张，旨在使印度发展为面向全球的服务型知识经济。
在此背景下，印度已形成了一种与中国截然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主要依靠国内市场而非出口，依赖消费而非投资，依赖服务业而非工业，依赖高技术而非低技能制造业。如今，印度服务业占GDP比重50%以上，工业不足25%，农业不到20%，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类似。印度面向全球的外包业务，更使其成为“世界后方办公室”。
服务业经济曾造就了印度经济的高增长，但如今却面临后继乏力的情形。2008年以前，印度经济保持9%的快速增长，但全球金融危机后下跌至6.7%；之后在短期回升后，2011—2013年又降至4.9%、4.9%和4.7%。经济下滑、通货膨胀及严重贪腐在印度民众中激发出强烈的反对情绪。
莫迪总理上台后，开始着手改变印度经济现现状，大刀阔斧提出了十多项改革目标，立言要把21世纪变成“印度世纪”。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就是高调启动“印度制造”计划，提出将印度打造成新的“全球制造中心”。据媒体报道，“印度制造”是莫迪亲自操刀为振兴本国经济量身定制的关键性计划之一，旨在以制造业为突破口，为成就世界强国“夯实基础”。为此，印度新政府将首批25个行业列为重点，承诺将简化行政审批手续并提供一系列相关配套优惠政策，以吸引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将印度经济拉回快速增长轨道。
“印度制造”启动了印度经济的复苏引擎。2014年印度经济增速上升至5.8%。根据联合国发布的《世界经济形势及2016年前景》报告，2015年度印度经济将引领南亚地区，经济总量将上升至该地区的70%。
如果不考虑基础设施与监督管理的障碍，印度几乎具备成为制造业巨头的所有关键因素：人口红利、具有吸引力的国内市场、运输与劳动力上的比较优势、对美元相对较低的汇率，以及低政治风险。而反观中国，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产能过剩问题持续加剧：美国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报告称，中国制造成本指数高达96，已逼近美国制造成本的基准指数100。那么，“印度制造”真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吗？
不过，印度经济也有致命短板，取代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尚需时日。尽管根据德勤全球制造业竞争力指数，印度2018年或成全球第二大制造业强国，但落后的基础设施、复杂的监管环境、低下的管理效率以及制造文化的缺乏，或称为阻碍印度制造发展的致命因素。
据世界银行新近发布报告，在全球189个经济体中，印度的营商便利环境仅位列第134名。在世界银行和印度工业协会对2000名印度企业家的访谈中，45%的企业家认为公司和业务增长面临的主要障碍是基础设施，12%认为是公司治理，27%认为是税收。
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在印度的城市与农村皆十分突出：交通拥堵、能源匮乏、公共卫生设施落后，印度缺少港口、公路和铁路运输货物，缺少可靠的能源供应维持工厂运转。目前，印度火车平均时速仅90km/h，不足中国高铁时速的1/3。薄弱的基础设施实际上大大消解了人口红利的优势：倘若将这部分计入整体成本，印度制造业成本只比墨西哥低5%。
行政效率低下是阻碍印度发展制造业的另一大顽疾。在许多外资企业眼里，印度的管理制度非常不透明且反应迟钝，印度的土地征用、环境许可、多级监管架构、复杂审批程序、劳工问题等障碍很难逾越。典型案例是沃尔玛：由于印度政府对海外投资的管理过于严格，这个零售业巨头游说多年却不得进入，最终于2014年10月宣布放弃印度零售市场。
被认为是最大利好因素的“人口红利”，也遭遇了部分学者的质疑。印度经济学者夏尔马称：“印度庞大的年轻劳动力人口多数受教育程度和技术素质不高，政府如果不能及时有效地帮助提供劳动技能培训，他们反而会成为制造业发展的瓶颈。”此外，能否让慢节奏的印度工人适应高强度的工作节奏，管理成本及效率能否提高，也将是值得商榷的问题。
不过，印度已经行动起来，试图解决诸多限制缺陷。比如，印度人民党正在酝酿大幅修订过时的劳动法，并在2015财年的国家预算中对制造业采取刺激措施。
在梳理了前两个问题后，关键的部分来了：面对咄咄逼人亦存有缺陷的印度制造业，中国应当如何应对？
第一，中国制造与印度制造各有优势。认识该客观事实不仅利于占据先机，亦成展开合作之契机。对中国而言，优势是完善的基础设施、全球制造基地和世界工厂的积累、以及维持多年的经济增长所提振的综合国力与贸易实力；对印度而言，发达的服务业尤其是IT行业、英语国家优势、一定规模的中产阶级以及巨大的人口红利和廉价的劳动力，将成为印度制造的根基所在。
第二，中国制造和印度制造，实质上处于制造业发展的不同阶段，我们不应看一时长短。对中国而言，制造业大国地位的铸就除了政策因素，人口红利更是发挥了主要作用。如今，当中国劳动力价格提升，中国制造业也迎来了转型期。反观印度，恰恰迎来中国曾经历过的机遇期——劳动力价格便宜首当其冲、基础设施需求宏大紧随其后、加之莫迪政府政策到位、印度本来具有产业优势，印度制造带来竞争力不足为奇。
第三，我们应清楚认识到，可怕的并非暂时的产业转移，而是高端制造业未成规模、低端产业转移效应凸显、遭遇欧美和印度两面夹击的现状。因此，处在转型期的中国制造业，真正竞争者并非印度，而是欧美。在此情形下，通过政府层面的深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通过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增加产品附加值，成为中国制造业在成本上涨情形下赢得国际竞争的关键所在。
第四，中国资本和产能进入印度，或许并非从中国市场的恐慌性逃离，而是“一带一路”战略下的全球化深耕——步伐处于前端的小米、华为、联想等手机厂商，反而颇有“曲线救国”的涵义。中国资本和产能的走出，将最大限度地提升中国产业的全球影响力，对国家软实力的提升也不无裨益。
如此可见，在制造领域的“龙象之争”，仍将持续下去。只有意识到制造业对一国经济的深远影响、认识到中国制造的所处阶段及发展路径，中国制造才能岿然不动、彰显大国风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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